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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大釗的法理學，有一個發(fā)展的過程。早年，他將近代啟蒙主義法律學說與中國古代傳統(tǒng)結合起來，創(chuàng)立了法律民彝論。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后，他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法學觀。他閱讀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典，通俗地表述了他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法理學。在論證馬克思主義原理時，他經常以法律或法律史為例來予以說明。從理論淵源上看，李大釗的馬克思主義法理學，既有對西方啟蒙學者法律理念的批評繼承，也有對共產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歷史梳理。

馬克思主義法學

李大釗對馬克思唯物史觀的認識，源自《資本論》《哲學的貧困》《共產黨宣言》和《經濟學批評》。他引用《經濟學批評》中，涉及了法律的論述。在經典之作《我的馬克思主義觀》中，李大釗提出了自己完整的法學觀點：“社會的物質的生產力，于其發(fā)展的一定階段，與他從來所在那里面活動當時的生產關系，與那不過是法制上的表現的所有關系沖突?！谑呛跎鐣锩臅r代來。巨大的表面構造的全部，隨著經濟基礎的變動，或徐，或激，都變革了?！崩畲筢摰难堇[是，一切社會上的政治的、法制的、倫理的、哲學的精神構造，都隨經濟的構造的變化而發(fā)生變化，精神構造為表面構造，基礎構造則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。李大釗稱贊馬克思的社會學是一種進步，將三門各自發(fā)展的學科融為一體，也就是經濟、法律和歷史，并斷定經濟現象決定了法律現象。在《再論問題與主義》一文中，他稱：“社會上法律、政治、倫理等精神的構造，都是表面的構造。他的下面，有經濟的構造作他們一切的基礎”，“經濟問題一旦解決，什么政治問題、法律問題、家族制度問題、女子解放問題、工人解放問題，都可以解決”。

李大釗還列舉出具體的例證，證明經濟能夠影響法律，而法律不能影響經濟。17世紀、18世紀的商法，試圖抑制商業(yè)的價格、獎勵輸入金塊，以及英國推行反托拉斯法遏制壟斷，都沒有成功，都說明“法律的力量不能加影響于經濟趨勢”。有些法律，曾經與經濟對抗，但是抗爭的結果是，法律適用范圍縮減最后歸于無效。比如，歐洲中世紀遏制暴利的法律與高利率經濟現象對抗，利潤來自經濟自然漲落，法律即使存在但實際上無用，成為廢物。“法律現象遠追不上他欲限制的經濟現象，卻只在他腳后一步一步的走，結局惟有服從而已。潛深的社會變動，惟依他自身可以產生，法律是無從與知的”，“欲以法律現象獎勵或禁遏一種經濟現象的，都沒有一點效果”。

李大釗也承認法律對經濟的反作用，這里，李大釗援引了馬克思與恩格斯合作的《共產黨宣言》，也強調法律對經濟的變更力量。李大釗提及的例子，就是勞工運動對經濟的影響。資本主義的經濟趨勢導致工人日益貧困化，但是工會運動能夠反害為利，爭取更多的勞動報酬。英國的鐵路總會、交通總會和礦業(yè)總會三家聯合，向政府和資本家提出各種條件，聲勢浩大、成效顯著。李大釗評論道，“這自覺的團體活動，還沒有取得法律的性質，已經證明他可以改變經濟現象的趨勢，假使把這種活動的效力，用普通法律，或用那可以塞住經濟現象全進路的財產法，保障起來，鞏固起來，延長他那效力的期間，他那改變經濟現象趨勢的效力，不且更大么？”

李大釗還引用了歐洲法律史上的例子來說明法律對經濟的反作用，其一，諾曼人從法國侵占了英國，征服了英國全境，為了保持其大地產權，制定了限嗣財產制和信托制，以保其獨占權。其二，與英國相反，大革命后，中產階級剝奪了貴族和僧侶階級的財產，他們利在分割而非獨占，因此制定了遺書遺產特別法，防止地產重新回到大地產制。英法兩國的法律實踐提供了法制影響經濟進程的范例。因此，“經濟現象和法律現象，都是社會的原動力，他們可以互相影響”。

即使如此，李大釗仍然堅持唯物史觀，稱法律對于經濟的影響，并不改變經濟發(fā)展的大勢?；蛘哒f，當法律的影響與經濟發(fā)展趨勢一致的時候，法律的作用才能顯現，反之，與經濟大勢相反的法律，也起不到改變經濟的作用。比如資本家的貪婪與勞工的自衛(wèi)，都是資本主義下的自然趨勢，這樣工會的抗爭與工會立法才能發(fā)揮作用。再比如，假定英國立法遏制大地產、法國立法抑制小地產，法律也不會取得好的效果，因為英國大地產制和法國的小地產制與英法經濟發(fā)展趨勢一致。所以，“團體行動、法律、財產法三個連續(xù)的法則”，“不能拿他們推翻馬氏唯物史觀的全體”。馬克思唯物史觀除了經濟決定法律等表層構造外，還強調階級之間的對立與競爭。在《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》一文中，李大釗得出了“法律是階級的法律，政治是階級的政治，社會是階級的社會”的結論。

對西方法學的批判與繼承

從古代的亞里士多德、奧古斯丁和托馬斯·阿奎納，到近代的孟德斯鳩、盧梭和伏爾泰，乃至19世紀的邊沁和密爾，李大釗都有涉及。可以說，西方思想史是李大釗理論的一個重要來源。20世紀20年代之前，他閱讀大量歐洲古典和啟蒙主義的著作。為北京大學政治系和經濟系開設“社會主義史”和“社會立法”兩門課，他準備了大量的材料。可以說，李大釗是一個具有思想史視野的學者，是一個廣泛吸取外來思想的理論先驅。

鮑丹是16世紀法國著名的政治學家和法律學家，如今的翻譯為“博丹”。鮑丹的主權論一直是思想史上的一座里程碑。李大釗專文介紹了他的理論，他認為鮑丹的歷史觀點得益于對法律的研究，法律與歷史自始至終連為一體、不可分開。李大釗說，鮑丹更愿意成為一個法律的哲學家，而不像居亞士那樣專攻羅馬法，只讀拉丁文。羅馬法畢竟過于狹隘，不足以解釋羅馬法之外的世界，不能成為一般性的普遍法則。要弄清法律的一般規(guī)律，發(fā)現“一切法典，皆有他們的根柢與理論”“欲達到此法則，須諮詢于法理學，同樣亦須諮詢于歷史家”，為此，鮑丹區(qū)分了自然法與人為法，認定這一區(qū)分乃是法律普遍形式的原點。這里，李大釗更看重歷史與哲學，更看重法律規(guī)定內在的精神和一般發(fā)展規(guī)律，人為法只是表層，自然法才是法律的深層結構。

李大釗對孟德斯鳩的理論，贊賞和批評并存。一方面，稱贊他有亞里士多德和亞當·斯密一般的創(chuàng)造力。在《孟德斯鳩的歷史思想》一文中，李大釗說，孟德斯鳩時代的“法蘭西的法律，慘忍無人理，仁明如孟氏者，自不忍出視此等法律之推行，而不思所以摧除之也”，因此才有了后來的《論法的精神》?！墩摲ǖ木瘛酚懻摲膳c風俗、氣候、信條、政體的關系，孟德斯鳩遵循歷史的研究方法，“他求著純粹的當作那么多歷史的事實去說明那些法律”。即孟德斯鳩心無旁騖地以歷史事實解釋法律現象，不帶有其他的個人價值色彩。另一方面，李大釗還是認為孟德斯鳩存在致命的缺陷，那就是由于缺乏科學的方法，導致著作“安排錯混，結構紊亂”。他既不演繹，也不歸納，把狹隘的人類立法經驗統(tǒng)合，與真理并列。與梁啟超泛泛介紹孟德斯鳩和嚴復畢恭畢敬翻譯孟德斯鳩不同，李大釗不再是一個清末民初的舊式文人，而是具有唯物史觀的馬克思主義者。

對于孟德斯鳩將法律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上，法律隨民族特殊性不同而內容各不相同，政體君主、貴族和共和的三分法、政體之下民法典、節(jié)用法和婦女法律的對應關系、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權力分離、政治自由與法律的關系、法律與民族精神的關系、法律與社會變遷的關系、宗教信仰與法律的關系，李大釗都持肯定的態(tài)度，稱孟德斯鳩的地理環(huán)境決定論是他法理和政治學的“真正的神髓”。

社會主義法律：從空想到科學

李大釗明確區(qū)分了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、“革命”和“改良”。在《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》一文中，他從政治、法律和經濟三方面考察社會主義，那就是：政治上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；法律上，一方面廢除私有制和遺產制的舊的經濟生活與秩序，另一方面規(guī)定新的經濟生活與秩序，將資本財產法、私有者改為公有者的制度；經濟上，滿足勞動者的欲望和收益。

李大釗追溯了空想社會主義學說史，他的重點在于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，但是其中偶爾也關涉到法律制度。在介紹托馬斯·莫爾的《烏托邦》時候，他指出盜賊罪源自貧困，貧困則來自私有制。圣西門“盡7年之力研究生物學與法律學”，蒲魯東在巴黎二度被“監(jiān)禁三年”，稱私有制乃“萬惡之淵源”，歐文向英國政府呼吁制定工廠法“借此救濟一般工人之困苦生活”。在評析蒲魯東理論時，李大釗較多篇幅論及他的法律思想。在刑法方面，他列舉了蒲魯東關于盜奪的15種形式：街上殺人越貨、殺人主謀共謀、破壞賬目、竊取財貨、欺詐、偽造文書、制造假幣、詐欺、詐騙、濫用信用、彩票抽獎、高利貸、食租、不當得利和過分生產的利息。在民法方面，蒲魯東反對占有制度，稱“民法并不是為保護財產而設，是為人類之財產平等起見而設”“民法根本之精神是在乎平等財產”。李大釗評論說，蒲魯東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，其觀點建立在自由和正義之上。在蒲魯東看來，法律是束縛自由之物，保護所有者的利益。因此，“法律、國家乃違反正義及自由之物，所謂法律、國家，不過有產階級之維持其地位者”。蒲魯東要廢除違反自由和正義之物，“惟有契約則須遵守”，遵守契約則要以自由意志為歸宿。

歐美現代國家里的宗教團體，李大釗歸結為烏托邦運動的一部分，他專章討論過美國境內多個來自歐洲的宗教社會團體。由于不滿于歐洲的宗教迫害，歐洲宗教團體到美洲尋找宗教自由的新大陸。這個方面，現代法律與古老宗教教義的矛盾沖突，典型的是李大釗提及的美洲溫尼達新村。新村的創(chuàng)立者初學法律，后改學宗教。新村提倡“共同戀愛”，實行“共產共妻”的經濟制度和婚姻制度。新村的制度受到法律的禁止，最后受到紐約州法律的干涉。后來他們各自選擇婚姻、解散組織、成立公司?，F代研究者稱，溫尼達社區(qū)是美國宗教團體與烏托邦的合體。1847年10月，創(chuàng)立者以通奸罪的罪名受到通緝，后逃離以避免官方的逮捕和地方民眾的暴行。

李大釗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提煉出法理學的一般原理，內容是準確和完整的，與40年代后李達的《法理學大綱》所提出來的馬克思主義法理學世界觀和方法論是一致的，他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法理學的先驅。